1937年深秋,成都锦江码头的石阶被晨露打湿,像蒙了层薄霜。码头上挤满了人,蓝布衫、灰棉袄、补丁裤……涌动的人潮里,最扎眼的是那些穿军装的身影。他们的军装颜色驳杂,有的还留着军阀混战时期的番号;草鞋上沾着不同地方的泥——有的带着峨眉山的青苔,有的混着嘉陵江的沙,有的裹着川西坝子的稻壳。
一个梳着发髻的妇人挤到队伍前,往儿子兜里塞油纸包。"狗剩,"她的手在发抖,油纸包上的红绳结打得格外紧,"这里面是你爹去年腌的腊肉,花椒是后山摘的,够你吃半年。"那士兵咧嘴笑,露出豁了的门牙,却没看见母亲转身时,偷偷抹了把眼泪。旁边的老汉解开烟袋,把烟叶往士兵兜里塞,铜烟锅在阳光下闪了闪:"抽口家乡的烟,打仗有精神。"
码头上的木船"嘎吱"作响,船板上站满了川军将士。有人枪杆上挂着油纸伞,说是婆娘给的,"下雨能遮,晴天能挡太阳";有人背着土布包袱,里面是老娘纳的鞋垫,针脚密得能数出个数;最年轻的那个兵,怀里揣着块麦芽糖,糖纸被体温焐得发黏,是妹妹塞给他的,说"含着甜,就不想家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一天出发的,只是川军出川的先头部队。在长达八年的抗战里,共有350万四川青壮年从这里、从无数个类似的码头和路口出发,走向枪林弹雨的前线。当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归来的川军只剩下13.7万。锦江码头的石阶被岁月磨平了棱角,却永远记得那些草鞋踏过的声响,记得那些再也没回来的脚步。
一、从"窝里斗"到"一条心":川军的觉醒
四川的军阀混战,曾是全国的笑柄。1930年代的川渝大地,大小军阀加起来有几十个,今天你占了成都,明天我抢了重庆,隔三差五就枪声大作。有次刘湘和刘文辉在岷江两岸交火,打了三天三夜,最后清点伤亡,双方加起来不到十人——原来士兵们举着枪瞄准,一看对面是二舅,赶紧把枪口抬高一寸;再瞄准,发现是三叔,干脆蹲下来抽袋烟。
"内战打得再凶,也是自家兄弟的事。"川军将领杨森常对部下说,"可日本人来了,那是要刨咱祖坟的。"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四川时,刘湘正在成都的医院里咳血。青瓷痰盂里的血珠像一朵朵凄艳的红梅,他猛地把电报拍在案上:"告诉委员长,四川出兵三十万!再出三百万壮丁!"
当时的四川,刚经历过旱灾,百姓们吃观音土的都有,可征兵令一下,各地的报名点排起了长队。在自贡的盐井边,盐工们扔下扁担就报名,晒得黝黑的脊梁上还留着抬盐筐的压痕:"咱挖了一辈子盐,也该去挖鬼子的心脏";在南充的田埂上,农民放下锄头就参军,裤脚还沾着泥:"日本人占了地,咱种啥都没用";甚至有个叫"王保长"的地方小吏,曾经为催粮款和百姓吵过架,此刻却第一个报名,说"以前对不起乡亲,现在要去赎罪"。
有个叫周大贵的老汉,带着三个儿子去报名。征兵的军官说"家里得留个种",老汉把烟锅往地上一磕:"三个都得去!我周大贵这辈子没读过书,就知道'国'字比'家'字大。"后来这三个儿子,只有最小的那个回来了,少了条腿,怀里揣着两个哥哥的骨灰坛,坛子上贴着红纸条,写着"大哥周建国二哥周卫国"。
1937年10月,第一批十万川军徒步出川。他们沿着川陕公路往北走,白天顶着太阳,晚上踩着月光,草鞋磨穿了,就用破布裹着脚走。走到陕西时,天开始下雪,雪花落在单衣上,转眼就化了,冻得人直打哆嗦。有个新兵从没见过雪,伸手去接,冻红的手指捏着雪花笑:"这白花花的,像咱四川的。"旁边的老兵叹口气,把身上的薄被披在他肩上。
当时的阎锡山看着这群"叫花子兵",眉头皱成了疙瘩。他的晋绥军穿得整整齐齐,棉军装、皮帽子,见川军士兵冻得啃冰块,不仅不给棉衣,还在会上骂他们"抗战不足,扰民有余"。有次川军的一个连饿得不行,偷偷摸进晋绥军的粮仓,扛了几袋粮食,阎锡山立刻上报蒋介石,说川军"目无军纪",硬是把他们赶出了山西。
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在报道里写:"这恐怕是中国最差的军队了。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背着古董级的步枪,有的还叼着烟杆,看起来更像一群土匪,而不是士兵。"可他没看到,在从山西开往山东的火车上,一个川军士兵正用冻裂的手,小心翼翼地擦拭枪杆上的腌菜坛子——那是他娘给的,说"想家了就闻闻,像娘在身边"。
二、滕县血:用骨头垒起的防线
1938年春天,台儿庄战役打响前,李宗仁看着地图上的滕县,手指重重敲了敲。这座山东小城是台儿庄的北大门,必须守住,可手里实在没兵了。参谋犹豫着说:"还有被阎锡山赶出来的川军第22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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