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深秋,黔东的风裹着碎雪粒子,斜斜地打在德江稳坪的山路上。坨底村外的石板路覆着一层薄霜,踩上去咯吱作响,像是冻裂的土地在呻吟。张羽耀背着半篓刚采的草药,脚步轻快地踏上村口的石桥,竹篓里的止血草、消炎草散发着清苦的香气,混着他身上淡淡的艾草味,在冷空气中弥漫开来。
半个月前从务川香树坝归来时,他还是个需要张金银背着走的病汉,咳嗽起来整个人都像要散架,颧骨高高凸起,眼窝陷得能盛下两滴泪。如今却面色红润,颧骨上泛着健康的红晕,眼神里更是透着一股从前没有的锐气——那是被信念点燃的光。他怀里揣着的不仅是张羽勋亲授的神符与《太平坛要义》,更揣着一团要把这吃人的苛政烧穿的烈火。
“耀哥回来了!”村口晒谷场上,十五岁的张金银正踩着木耙翻晒红薯干,听到脚步声猛地回头,冻得通红的脸上瞬间绽开笑容。他丢下木耙就冲过来,粗布棉袄的下摆扫过地上的碎霜,带起一阵白烟。看到张羽耀背上的草药和腰间别着的柴刀,这半大少年眼睛亮得像星子:“耀哥,你病全好了?佛主的本事学到了?”
张羽耀拍了拍怀里鼓囊囊的黄纸包,纸包里硬物硌着肋骨,却让他心里踏实。他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神符、朱砂、兵法都带回来了。今晚月亮上来后,你去叫上王老五、张羽翊几个信得过的弟兄,到老祠堂等着,咱们立坛!”
“立坛!”张金银的声音陡然拔高,又赶紧捂住嘴,眼里的兴奋几乎要溢出来,“我这就去准备!要不要通知婶子给你留晚饭?”
“不用,让她把家里的粗布拿一块,要干净的。”张羽耀叮嘱道,“再找根结实的竹竿,要丈把长的。”他知道,这粗布是要铺神坛的,竹竿是要挂黄旗的,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消息像长了翅膀,借着风势一下午就传遍了村子。日头刚擦着西山头落下,村东头废弃的老祠堂里就挤满了人。这祠堂原本是张家的祖祠,三开间的瓦房带着个小院子,去年被区公所征去当临时粮仓,闹旱灾时粮仓空了,就一直荒着,门框上的“张氏宗祠”匾额被白蚁蛀得只剩半边,透着股衰败的气息。
此刻祠堂里却人声鼎沸,墙角的油灯忽明忽暗,豆大的火苗在风里摇晃,映着一张张愁苦却又透着期盼的脸。王老五揣着他那把豁了口的柴刀,刀鞘上还缠着去年秋收时割破的布条;张羽翊背着他爹留下的老猎枪,枪杆上包着防滑的麻绳,只是里面早就没了子弹;还有几个妇女挤在门口,手里抱着孩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供桌——她们的男人不是被抓了壮丁,就是被税吏逼得躲进了山里。
张羽耀踩着暮色走进祠堂时,喧闹声突然停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他身上。他今天特意换了件浆洗干净的蓝布短褂,腰间别着那把从香树坝带回来的柴刀,刀鞘是新做的,用红布缠了刀柄,看着格外精神。他走到供桌前,供桌上积着半寸厚的灰,蛛网在房梁上飘来荡去,他让人找来扫帚,几下就把供桌扫得干干净净。
“弟兄们,婶子们,”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让祠堂瞬间安静下来,“我张羽耀前阵子去了务川香树坝,拜张羽勋佛主为师。你们也看到了,我这病秧子能好起来,全靠佛主的神水。但佛主教我的不只是治病,更是活命的本事!”
他从怀里掏出三样东西,一一摆在供桌上:一叠黄纸符码得整整齐齐,泛着艾草水浸过的暗黄色,边缘还带着淡淡的草香;一罐朱砂装在粗瓷罐里,里面调着雄鸡血,红得像要滴下来,在油灯下闪着诡异的光;还有本线装手抄本,纸页已经泛黄发脆,边角都磨破了,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太平坛要义”五个字。
“这世道不让咱们活啊!”张羽耀举起一张神符,黄纸在他手里微微颤动,“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光是今年,区里就收了‘剿匪捐’‘壮丁捐’‘粮仓修缮捐’,下个月还要收‘冬防捐’!咱们的粮食被抢光了,孩子被抓去当兵了,老人病了没钱治,只能等死!”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压抑已久的愤怒:“官府像狼,税吏像狗,他们把咱们当牲口使唤!咱们要么等着饿死、病死、被抓去打死,要么就跟着神坛干!”他把神符高高举起,“这不是普通黄纸,是太平坛的护身符!喝了神水、带了神符,刀枪不入,官府再敢来催粮抓丁,咱们就跟他们拼!”
“拼!”角落里的王老五猛地站起来,他那顶破毡帽滑到肩上都没顾上扶。这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平时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此刻却涨红了脸,脖子上青筋暴起:“耀哥,我跟你干!我儿子上月被抓了壮丁,至今生死不明,我这条老命早就不怕豁出去了!哪怕拼了这条老命,也不能让区丁再祸害咱村!”
“对!跟他们拼!”“早就活不下去了!”“佛主保佑,咱们肯定能赢!”三十多个村民齐刷刷地跪下,膝盖砸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祠堂里顿时响起震耳的磕头声,连房梁上的灰尘都被震得簌簌往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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