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 第一回 苛政噬干人 黔东燃恨起

1932年农历五月廿三，德江县稳坪镇的日头毒得像要把大地烤出油来。天空是一片烧透的橘红，连风都带着焦糊味，吹过光秃秃的山梁时，卷起的尘土迷得人睁不开眼。坨底村后的晒谷场早已没了谷粒的影子，只有龟裂的泥地上散落着几根枯黄的稻草，被风吹得打着旋儿乱滚。

张羽耀蜷缩在皂角树下，稀疏的树影根本挡不住毒辣的阳光，汗水顺着他蜡黄的脸颊往下淌，在下巴尖汇成水珠，砸在干裂的嘴唇上。他望着自家那三分薄田，地里的包谷秆像被抽走了骨头，东倒西歪地插在地里，最粗的也没手指粗，穗子瘪得像被饿狗啃过，轻轻一碰就簌簌掉渣。去年秋天种下的种子，盼了一冬一春，等来的却是百日大旱，如今连秸秆都被晒成了灰黑色，一折就断。

“耀哥，还愣着啥？”堂弟张金银背着半篓野菜从田埂那头走来，裤脚沾满了暗红的泥块，每走一步都能听见鞋底粘住泥土的“噗嗤”声，“刚才在镇上见着区公所的刘差役了，骑着匹瘦马嘚嘚地跑，嘴里喊着又要征‘剿匪捐’，说是县长亲自下的令，每户交三升米，交不出米就拿牲口抵，再不然就抓壮丁去抵债！”

张羽耀猛地一阵咳嗽，咳得背弓成了虾米，胸口像是有把钝刀子在来回割，喉头涌上一股腥甜。这病从开春就缠上了他，起初只是早晚发冷，后来就发起高烧，烧得浑身打摆子，接着便是没完没了的咳嗽，咳得他直不起腰，夜里常常咳到天亮。村里的土郎中来看过，开了三副草药，说是“风寒入肺”，喝完不仅没见好，反倒把家里最后一点存粮都换了药钱。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只有个磨得发亮的空烟荷包，里面塞着几张揉得皱巴巴的借据，最大的一张是向地主黎家借的一斗米，利滚利已经欠到三斗了。

“借？向谁借？”张羽耀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他扯了扯胸前打满补丁的衣襟，露出锁骨分明的胸膛，“老王家的牛前天被差役牵走了，就因为交不出‘防匪捐’；李家婶子的闺女才十五，被拉去给区长大人当丫鬟抵债，至今没个音讯；就连地主黎家都在门上贴了告示，白纸黑字写着‘天灾年景，概不赊欠’。这世道，是要把咱们穷人往死路上逼啊！”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夹杂着女人的哭喊声。两人同时抬头望去，只见五个穿着灰色制服的差役正把村民杨老五按在晒谷场的石碾子上，其中一个高个子差役穿着黑色绸衫，脚蹬马靴，一看就是区公所的头目，他抬脚就往杨老五胸口踹：“老东西，交不出米？把你家那匹老马牵走顶账！敢抗捐，就把你绑去县里坐牢，让你尝尝大牢的滋味！”

杨老五的婆娘抱着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孩子，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额头磕在坚硬的泥地上，发出“咚咚”的闷响，很快就渗出血来：“差爷行行好！那马是俺家耕地的命根子啊！孩子他爹咳得快死了，还等着马去镇上拉药……”

“药？”高个子差役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唾沫在滚烫的地上瞬间蒸发，“这年头，穷人还配吃药？死了倒干净，省得浪费粮食！”他扭头对身后的差役挥手，“去，把他家的马牵走！要是敢拦，就往死里打！”

两个差役狞笑着往杨老五家走去，杨老五挣扎着要爬起来，被高个子差役一棍打在腿弯上，“咔嚓”一声脆响，杨老五疼得嗷嗷直叫，抱着腿在地上打滚，额头上青筋暴起。那匹老马像是通人性，知道自己要被牵走，站在马棚里不停地刨蹄子，发出悲伤的嘶鸣。

张金银攥紧了拳头，指节捏得发白，指甲深深嵌进肉里，渗出血珠都没察觉：“这群狗娘养的！去年征‘防匪捐’，前年征‘修路捐’，大前年征‘办学捐’，今年又是‘剿匪捐’，匪在哪儿？他们就是最大的匪！”

张羽耀按住他的肩膀，手却在微微发抖，眼神里的绝望像深不见底的潭水：“忍忍吧，咱们手无寸铁，斗不过他们。”可他看着杨老五婆娘哭天抢地的样子，看着差役们得意的狞笑，胸口的咳嗽又凶了起来，咳得他弯下腰，半天直不起身，连带着五脏六腑都像被撕扯着疼。

夕阳西沉时，煎茶溪的私塾先生廖百川站在自家门槛上，望着远处冒烟的村落长长叹气。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手里拿着支毛笔，刚在宣纸上写完一首《纪乱诗》，墨迹还未干透：“烽烟惨澹暗黔中，满目疮痍处处同。兵匪三年千里乱，乡邻十室九家空。”写完把笔一搁，就听见街上传来马蹄声，赶紧把诗稿小心翼翼地折起来，藏进窗台上的竹筒里——上个月思南县的王秀才只因在茶馆里念了句“苛政猛于虎”，就被军阀以“通匪”的罪名砍了头，人头挂在城门上晒了三天。

廖百川望着街上匆匆跑过的百姓，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个老婆婆抱着个饿死的孩子，麻木地走在街上，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他叹了口气，转身走进屋里，把竹筒塞进床底下的砖缝里，这才敢坐下喝口凉茶。茶刚到嘴边，就听见外面传来差役的呵斥声：“都给我听着！县长有令，每户再交两升米，支援前线剿匪，交不出的，按通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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