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 益州流民的招募事宜,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此前王累献策时,曾提议“开放府库,招募流民为兵”,意在以粮草钱财为诱饵,快速扩充军力,好辅佐各地郡县的军队守城,以应对汉军八万大军的压境。
可现实却远比想象的残酷的多。
随着汉军南下的消息不断传入益州各地,各种关于汉军的离奇传言也随之扩散,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益州的“恐汉风潮”,让募兵之事举步维艰。
起初,传言尚只是“汉军有飞天怪物,能载人越关”,可经流民与溃兵的口口相传,细节愈发夸张。
有人说汉军士兵“身高数丈,膀大腰圆,能单手举起巨石”;有人添油加醋,称汉军“个个三头六臂,青面獠牙,杀人如麻”。
更有甚者,将“飞天怪物”描述为“神兽下凡,口吐烈火,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这些传言在益州百姓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恐惧。
他们世代居于巴蜀,从未见过如此“非人力可敌”的军队,只当汉军是“上天派来惩罚益州”的凶神恶煞。
是以当刘璋的募兵告示张贴在成都及周边郡县时,百姓们的反应并非踊跃参军,而是避之不及。
告示上写着“凡应募者,赏粮五石、钱千文,战后可授田百亩”,这般优厚的条件,在往日足以吸引大批流民争相报名,可如今却门可罗雀。
街头巷尾,百姓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无不面露惧色:“汉军连剑门关都能攻破,还有飞天怪物帮忙,去参军就是送死啊!”“听说张任将军都被俘虏了,咱们这些普通人去了,还不够汉军塞牙缝的!”
最终,前来应募的,只有寥寥数十人,都是一些实在穷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的流民,他们并非愿意参军抗汉,只是走投无路,想暂借官府的粮草苟活几日。
这般景象,与刘璋招募数万新兵的预期相差甚远,负责募兵的官员急得团团转,却毫无办法。
消息传回州牧府邸,刘璋彻底陷入暴怒。
他本就因求援碰壁而心烦意乱,如今募兵又遭冷遇,积压的焦躁与恐惧瞬间爆发:
“一群胆小如鼠的刁民!汉军还未到,便已吓破了胆!传我命令,各州郡即刻派兵,强行征召壮丁入伍!凡年满十五至五十者,无论是否愿意,皆需参军,违抗者,以通敌论处!”
严苛的命令下达后,益州各地的地方部队被迫行动起来。
可这些地方部队,本就不是益州的精锐。益州的核心精锐兵力,一部分随张任驻守剑门关,最终或战死或被俘;一部分由严颜率领驻守阆中,防备汉中方向的汉军。
剩余的五万精兵,需留守成都拱卫州治,各州郡能调动的,不过是些临时组建的地方团练,士兵多是本地农户出身,平日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从未经历过大战。
让这些本地士兵去强行拉壮丁,本就与他们的意愿相悖。
这些士兵大多都是各地郡县的本地人,他们的亲友乡邻,大多也在“强征”之列,他们深知汉军的可怕,自己都不愿意守城送死,又怎么可能强征自己的亲友乡邻去送死呢?
是以执行命令的时候,他们多是阳奉阴违:要么故意拖延,每日只象征性地征召几人;要么对百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百姓躲进深山或乡间,便不再追究;甚至有士兵暗中通风报信,告知百姓官兵何时会来抓壮丁,让百姓提前躲避。
各州郡的牧守与县令们,对此亦是无可奈何。
他们既不敢违抗刘璋的命令,又不愿得罪本地百姓。毕竟这些地方官员多是益州士族出身,家族根基在本地,若强行征兵激起民怨,不仅会损害家族声望,甚至可能引发民变。
是以他们对士兵的消极怠工多是默许,只偶尔抓几个“典型”应付差事,根本无法真正推进强征事宜。
成都郊外的一处村落里,几名地方士兵手持绳索,在村中随意逛了一圈,便找了个树荫下歇息。
一名士兵望着远处躲在山坳里的百姓,苦笑道:“咱们这是何苦呢?就算把人抓去了,他们也不会真心打仗,到时候汉军一来,还不是一哄而散?”另一名士兵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可州牧有令,咱们也没办法,只能装装样子了。”
这般景象,在益州各地不断上演。刘璋的“强征令”推行了十余日,最终只征召到三千余名壮丁,且多是老弱病残,根本无法形成战斗力。
这些壮丁被集中到成都郊外训练,却终日惶惶不安,士气低落,甚至有人在夜间偷偷逃跑。
负责训练的将领见状,只能向刘璋如实禀报:“这些壮丁皆无战心,强行编入军中,恐战时不仅不能杀敌,反而会动摇军心。”
刘璋听罢,瘫坐在椅上,彻底陷入绝望。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中第一次生出“大势已去”的念头。
求援无门,募兵不顺,精锐尽失,人心涣散,这样的益州,还能抵挡得住汉军的进攻吗?
而此时的成都城内,恐慌的气氛愈发浓重,富户们开始暗中收拾细软,准备逃往南中或荆州;官员们则各怀心思,有人如王累般仍在苦寻对策,有人如法正、张松般已在暗中联络汉军,益州的崩塌,似乎已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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