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高考当状元 暗战（二）

马星遥背着物理练习册，却更多时候盯着电脑看“矿井结构图”； 张芳不再只追第一名，她在备课讲台上对高一新生说：“学习是为了思考，不是为了服从”； 刘小利跳舞也跳得少了，他在想，有什么方式能把这些故事变成剧本，拍下来，播给全班看； 陈树修好了“树一号”的主机板，上面贴了一行字：“人不是信号，但可以被信任”； 而乔伊，在商厦楼顶的晚风中写下日记：

“我们以为自己还在长大，其实，长大从来不是一个决定，是一次一次不回头的选择。”

2002年的夏天，就这样结束了。

但他们心中知道：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才刚刚开始。

高三生活像一座早已设定好节奏的钟楼：每个月一次月考、每周三次摸底、每天三节晚自习、五张试卷轮番上阵。全校笼罩在“倒计时”般的焦虑中，校门口的标语大红：“百日拼搏，一朝金榜题名！”

可这一切，对乔伊、王昭、马星遥、陈树、张芳和刘小利来说，似乎总隔了一层玻璃。

他们不是不努力，但总像心有旁骛。

乔伊经常望着试卷发呆；王昭听到《新闻联播》里播出关于能源与安全的政策时，眼神变得空远；刘小利最近也没再跳舞，整天戴着耳机听收音机，一副“我在想别的事”的神情；陈树看公式时，脑子里却总跳出某个井下密室的墙；张芳成绩稳中有落，她没说，别人也不问；马星遥开始频繁画图，在物理题草稿纸上写下“折叠空间”“时线迭代”这些奇怪的词……

那天晚自习后，六人在老地方的小馆子聚餐。

饭刚上齐，没人动筷，气氛一如既往——不是僵，而是沉。

终于，陈树放下筷子，说了句沉得出奇的话：

“要不，我们……去把‘Ω’那实验搞明白吧？”

众人一愣，仿佛有人替他们说出憋在心口的一个巨大的“哑巴问题”。

乔伊轻轻放下勺子，没有否定，也没有惊讶，只是静静看着他。

王昭低声：“我也这么觉得。每天做题做题做题，可我总有种错觉……好像这不是我真正该干的事。”

马星遥看着桌面，说出一句仿佛梦话一样的东西：

“我总觉得……我们的‘现在’，不是完整的。”

张芳点头，语气平静却坚定：

“我们都看过‘前世井’，都见过‘另一个自己’。你不觉得，那些画面，好像不是错觉？”

刘小利叹了口气：“不弄清楚那些事儿，我就算考了高分……也像欠了个答案似的，慌。”

陈树看着大家，眼神发亮：

“Ω-不是个结束，是个开头。”

乔伊点了点头：“我也一直在等这个时机……其实我已经整理出一份资料清单，关于Ω相关的物证、记录、人员、节点、原理推测……

众人看着她。

乔伊语气平静，却像当年她在楼道里说“我们要下井”一样有力：

“咱们下一步，要弄清楚一件事——过去、现在、未来，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一条线。”

“还是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多个版本的‘自己’——而，只是那个用来看清楚的‘窗口’。”

桐山城的夜风拂过窗外的梧桐，

饭馆灯光昏黄，他们低头写着备忘、计划、草图。

没有谁喊口号，也没有人做出英雄的样子。

可那一刻，他们重新成为了一群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发的年轻人。

晨风微凉，天刚破晓，街边早餐铺的热气在空气中升腾。

东门外，一辆熟悉的白色面包车悄然停靠，七人依次上车。车身没有任何标识，却承载着一次蓄谋已久的“回归”。

乔伊、王昭、陈树、张芳、马星遥、刘小利——再加上乔磊。

这一次，他们没有慌乱的逃命感，也没有最初那种“像偷偷干什么坏事”的紧张。

他们穿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衣服，背着设备包，工具箱，手绘地图，自制信号接收器，几乎全是自己动手准备。

但他们的眼神、动作、节奏，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探险小队。

乔伊更新了所有线路和情报。

王昭负责后勤与人际，她联系好了上次接待他们的山脚老奶奶，还备好了急救包、水、备用手机卡——一切安排妥当。

陈树带着“树一号· Plus”，内置了三个信号频段和一个防干扰泡沫壳体，自己称它为“树壳儿”。

张芳随身带着十几页手写笔记，线索、时间、关键词、标注、思维图一应俱全，她负责任何异象背后的结构解释。

马星遥这次带了一只全新的“记事板”，写满公式和假设，每一次前行，他都用物理的逻辑构建下一步可能的轨迹。

刘小利新买了一个DV摄影机，定制清晰镜头和降噪麦克风，他不是“打酱油的”，他要记录一次真正属于青春的，“没有导演”的大片。

乔磊作为大哥，开车依旧稳。他是专业出身，带着最懂矿道结构、山体断层知识的大脑和手，他不说话多，但只要在——就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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