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柴人战争：依娜魔塔 已将6月20号水文改

老钟的最后一班岗

凌晨四点半，老钟的闹钟还没响，他已经醒了。窗外的月光斜斜地挂在晾衣绳上，像根没绷紧的棉线。他摸索着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纽扣在黑暗中发出细碎的碰撞声，像某种约定好的暗号。

厨房的铝锅里，昨天剩下的小米粥还温着。老钟舀了半碗，就着咸菜慢慢喝。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秒针移动的声音在寂静的凌晨被无限放大，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第一天到钟表厂上班的早晨，也是这样听着时间走过的声音，心里揣着只扑腾的麻雀。

“咔嗒”一声，防盗门的锁舌缩回。楼道里的声控灯没亮，他早习惯了摸黑下楼。自行车棚在小区西北角，那辆二八大杠是厂里改制时发的纪念品，车把上的黑漆剥落得像块陈年牛皮癣，却被他擦得锃亮。

五点整，自行车碾过结着薄霜的路面，发出“咯吱”的轻响。老钟挺直腰板，背脊像块没被虫蛀过的木板。这条路他走了三十年，闭着眼睛都能数清有多少块地砖——七百三十六块，其中第三百一十八块有个硬币大小的凹坑，是十年前被辆失控的三轮车碾出来的。

钟表厂的铁门在晨曦中显出锈红色的轮廓。老钟掏出钥匙串，铜制的钥匙在手里沉甸甸的，上面挂着的小铜钟晃了晃，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嗡鸣。这是他刚当门卫那年，儿子用厂里的边角料给他做的，如今那孩子已经在深圳成家，去年寄来的照片里，孙子都能跑了。

值班室的火炉早就熄了，老钟摸出火柴点燃煤球。橘红色的火苗舔着炉壁，映得他满是皱纹的脸忽明忽暗。桌上的搪瓷缸印着“劳动模范”四个金字，边角磕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白瓷。他拧开保温瓶，浓茶的涩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六点十五分，第一辆电动车从远处驶来，车灯在雾里像颗昏黄的星星。是车间的小王，他总是第一个到。“钟师傅早啊。”小王的声音带着没睡醒的沙哑。

“早，”老钟抬起头，目光扫过登记表，“今天降温，车间后窗记得关。”

小王“哎”了一声，推车进厂时忽然回头：“钟师傅，下礼拜一……您真退休啦？”

老钟的手顿了顿，钢笔在纸上洇出个墨点。“嗯，到点了。”他把登记表往前推了推，“签字吧。”

太阳爬到厂房顶的时候，老钟开始巡逻。车间的玻璃窗蒙着层灰，他掏出抹布擦了擦，里面的机床沉默地卧着，像群卸了犁的老牛。第三车间靠窗的位置有台老式摆钟，是厂里生产的第一百台成品，指针早停了，永远指着三点十七分。老钟每次经过都要多看两眼，那天他媳妇难产，他就是在这个时刻接到医院电话的。

九点半，办公室的张主任来了，手里拎着个红布包。“老钟，这是厂里给您准备的纪念品。”张主任把布包放在桌上，拉链拉开，露出块锃亮的机械表，表盘上印着厂徽，“王厂长说，您是厂里最后一个从建厂待到现在的人了。”

老钟的手指在表壳上摩挲着，冰凉的金属带着熟悉的质感。“替我谢谢厂长。”他忽然想起什么，起身从柜子里翻出个铁盒，“这是我攒的零件，都是能用的，留给厂里吧。”

铁盒打开的瞬间，张主任愣住了。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各种齿轮、发条和螺丝，每个零件都用棉纸包着，上面贴着小标签，写着型号和日期，最早的那张标签已经泛黄，日期是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二日。

中午的太阳暖烘烘的，老钟搬了把藤椅坐在门口。几个退休的老工友拎着鸟笼经过，隔着铁门聊了几句。“听说了吗？下个月这厂子就要拆了，建商品房。”李师傅嘬着牙花子，“咱们这帮老骨头，以后连个念想都没了。”

老钟没接话，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他想起刚进厂那年，厂房前的白杨树才胳膊粗，现在树冠都快遮住院子了。春天的时候，杨絮飘得像场雪，落在机器上，开机前得用鸡毛掸子扫半天。

下午三点十七分，老钟准时起身去巡逻。经过第三车间时，他忽然停下脚步。玻璃窗里，那台老式摆钟的分针好像动了一下。他揉了揉眼睛，凑过去仔细看——指针确实在走，不紧不慢地划过表盘，发出极其轻微的“嘀嗒”声。

心脏猛地跳了一下，老钟推门进去。车间里积着厚厚的灰尘，阳光从天窗斜射下来，能看见无数尘埃在光柱里飞舞。他走到摆钟前，钟摆正左右摇晃，幅度越来越大。这台停了十五年的钟，竟然自己走起来了。

“怪了。”他喃喃自语，伸手想摸摸钟摆，又猛地缩了回来，像怕惊扰了什么。墙上的日历停留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那天他媳妇走了，也是个晴朗的春天。

傍晚的时候，风忽然大了起来，卷着几片枯叶在院子里打旋。老钟把藤椅搬回值班室，炉子里的煤球快燃尽了，屋里渐渐冷下来。他从床底下拖出个木箱，里面是三十年的值班记录，整整齐齐码了半箱。最上面那本的封皮写着“一九九三年”，纸页已经脆得像干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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