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爽文 中庸——懦弱之道罢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很多人喜欢给自己贴上“中庸”的标签，来标榜自己所谓的为人处世的智慧。看着真好笑。

我一直很反感“中庸”这个词，明明就是飘忽不定的“摇摆人”，装什么大智若愚。其实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既不是左，也不是右，美其名曰“中庸”，实际上，有利益就妥协，有强权就萎缩，有风险就逃避，俨然一副奴才相。说白了，左的不彻底，右的不决绝，左右逢迎才是这类人的生存法则。

能上能下，忽左忽右。

伪中庸者，其实不过是“怕惹事”。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经常遇到一类人，号称自己“中立”“理性”，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强调“凡事都有两面”“不能走极端”。但你若深入观察，便会发现，这种“中庸”，多半不是理性判断，而是一种逃避冲突、回避表态的本能。

他们不是不明是非，而是不愿承担站队的风险；不是没有判断力，而是不想在关键时刻成为少数派。于是，他们用“中庸”来包装自己的沉默与妥协，掩盖内心深处的胆怯与懦弱。

所谓“中庸”，本质上是一种自保哲学，它追求的不是正义、真理，而是利益与安全。它不关心世界向哪里去，只关心自己是否会受到波及。

中庸，曾是道德哲学，如今是犬儒外壳。古人讲“中庸之道”，本意并非懦弱、妥协，而是寻求在极端中的平衡，力求在激烈的张力中保持理性。但今日之所谓“中庸”，却早已异化为一种毫无立场的退让文化，一种不问是非、只顾自身的政治犬儒主义。

这种“中庸”者，面对压迫不敢怒，面对谎言不敢辨，面对争议不敢表态。他们最擅长说：“我不是支持谁，我只是觉得都差不多。”一句“都差不多”，让所有斗争失去意义，让一切抗争归于沉寂。他们用“平和”的语气，掩饰冷漠的内心；用“中立”的立场，逃避承担的责任。

真正的道德哲学中庸之道，是有原则、有判断、有勇气的。而今社会中泛滥的“中庸”，只是一种毫无担当的处世术罢了。

不左不右，是因为没胆也没骨。那些高举“中庸”之旗者，其实多数人根本不理解左右政治立场的根本差异，只是下意识地规避矛盾，希望既不得罪上层，也不与下层为伍。

他们嘲笑左派太激进，讽刺右派太迂腐；但若让他们提出自己方案，往往空洞无物。他们既不具备批判现存秩序的勇气，也没有扞卫传统制度的信念。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不偏不倚，而在于他们根本没有立场。

左右逢源，不过是权宜之计；能上能下，实为权力的附庸。他们就像软体动物，根据环境随时变形，无根无心无义无骨。

“中庸”一词最常被用来反对激烈批判。当人们愤怒、呐喊、揭露不公之时，总有一类人跳出来说：“别那么激进，和平一点不好吗？”但他们口中的“和平”，恰恰是在系统性压迫面前的沉默；他们倡导的“理性”，不过是对既得利益者温顺的顺从。

如果中庸是面对强权时的低头，那它不是美德，而是帮凶；如果中庸是在正义呼声面前的“和稀泥”，那它不是理智，而是冷血。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来自少数人的激进、批判与不妥协，而从未来自所谓的“中间派”。真正的中庸者，往往成了强权的掩护、黑暗的遮羞布、历史的累赘。

没有立场的“中立”，往往就是站在压迫者那边。“中立”看似公正，实则荒谬。正如有句话说得好：当正义与邪恶发生冲突时，你选择沉默，就是站在邪恶那边。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各打五十大板”。

在种族歧视面前的中立，是对受害者的再次压迫；在性别暴力面前的中立，是对加害者的纵容；在阶级压迫面前的中立，是对体制的背书。

一个社会的道德高度，取决于人们在面对不公时是否能站出来。而那些自诩“中庸”的人，常常是最先逃离战场的懦夫。他们畏惧被贴标签、害怕失去利益，于是选择“骑墙”——结果就成为了权力的盲从者，成为了沉默的共犯。

一个社会若被“中庸文化”全面侵蚀，它的思想活力将会极度衰退。因为中庸者不思改变，不肯批判，不愿承担。他们崇尚“稳定压倒一切”，主张“模糊处理”，推崇“息事宁人”。

这种思维方式深入人心之后，整个社会将不再有锋芒、不再有冲突、不再有改革的动力。人人沉浸在“别出头、别惹事、别得罪人”的集体幻觉中，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集体沉默的文化——一切都变得圆滑、虚伪、无趣、僵化。

于是，人民忘记了呐喊的声音，忘记了愤怒的力量，忘记了改变的希望。中庸成为集体麻醉剂，把社会变成一个安静的坟场。

中庸者不仅不批判压迫，还常常居高临下地嘲讽那些站出来发声的人。他们说：“你们太激动了”“你们不理性”“你们搞对立情绪”“你们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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