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车的黎明
候车室的荧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混着此起彼伏的鼾声和拉杆箱滚轮划过地面的钝响,在凌晨三点的空气里发酵成一种粘稠的疲惫。啊玉把自己缩在候车室角落的塑料椅上,行李箱被他拽过来当成临时枕头,后脑勺抵着硬壳表面凸起的品牌logo,硌得生疼,却抵不过眼皮上坠着的千斤重。
他手里还攥着那个白色药盒,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盒面印着的蓝色胶囊图案。这是出发前在楼下药店买的,店员推荐说见效快,他当时没多想,抓了两盒就往车站跑,连找零的硬币滚落在地都没顾上捡。此刻药盒被手心的汗浸得发潮,边角微微起皱,像他此刻揪紧的心。
手机屏幕在裤兜里亮了一下,是林婉清发来的消息,问他到哪了。啊玉想回复,却发现指尖发僵,连解锁的力气都快没了。他最后看的那条消息还是钟华发的——只有三个字,“发烧了”,配着一个龇牙笑的表情,仿佛在说这不过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可啊玉太清楚了,钟华从来都是这样,疼得直不起腰时会说“老毛病”,熬夜熬到眼底发青会说“思路顺”,就连大学时急性阑尾炎发作,都是强撑着帮他把参展的照片整理好才肯去医院。
“硬撑”这两个字,简直是刻在钟华骨子里的毛病。
啊玉的意识开始模糊,候车室的灯光在他眼前变成一团晃动的光晕,渐渐叠成青海湖边的夕阳。那时候他们刚拍完最后一组照片,啊玉蹲在湖边调参数,回头发现钟华正捂着肚子蹲在地上,额头上全是冷汗。他吓了一跳,要拉着去医院,钟华却摆摆手说没事,只是早上没吃早饭。后来才知道,那人是前一晚帮他修相机,趴在桌上睡着了,着凉引发了肠胃炎。
“同志,同志,醒醒。”
肩膀被轻轻推了两下,啊玉猛地睁开眼,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还以为是钟华出事了。映入眼帘的是乘务员挂着微笑的脸,藏青色制服上别着枚小小的铁路徽章,在晨光里闪着微光。
“到你的车次了,准备检票吧。”乘务员指了指不远处开始排队的人群,“看你睡得沉,怕你错过了。”
啊玉这才发现,窗外的天已经泛出了鱼肚白,原本漆黑的玻璃变成了一面毛玻璃,能隐约看见站台顶棚的轮廓。他慌忙站起身,腿麻得差点摔倒,手忙脚乱地扶住行李箱拉杆,药盒“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哎哟,小心点。”乘务员帮他捡起药盒,递回来时瞥见了上面的字,笑着打趣,“这是去山里看亲戚啊?带着药呢。”
啊玉接过药盒,指尖触到乘务员掌心的温度,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他低头蹭了蹭眼角,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不是亲戚,是接个朋友。”
“朋友生病了?”
“嗯,”啊玉点点头,喉结动了动,才把那句堵在嗓子眼里的话吐出来,“他硬撑着干活,不肯休息。”
说这话时,窗外的风正好掀起窗帘一角,带着清晨特有的凉意扑在他脸上。那风里好像混着山里的气息——钟华发的照片里,有漫山遍野的绿色,有土坯房顶上飘着的炊烟,还有孩子们光着脚踩过的泥地。啊玉想象着钟华裹着薄外套在山里奔波的样子,想象着他发烧时会不会像大学那次一样,蜷缩在被子里发抖,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得厉害。
他拖着行李箱走向检票口,背影在空旷的候车室里显得有些单薄。裤兜里的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是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行字:“钟老师说他没事,让你别担心,别跑太快。”
啊玉认得这个号码,是公益项目的当地志愿者。他几乎能想象出钟华是怎么跟人说的,一定是笑着摆手,语气轻松,仿佛自己只是得了场小感冒。可越是这样,啊玉心里就越急。
检票员接过车票时多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觉得这人眼下的乌青太重,像熬了好几个通宵。啊玉没心思理会,攥着票根快步走向站台,冰冷的晨风灌进领口,让他打了个寒颤,却也清醒了几分。
火车已经停在站台边,墨绿色的车厢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光泽。啊玉找到自己的座位,把行李箱塞到座位底下,刚坐下就听见邻座的大妈在打电话,说孙子在山里支教,非要等孩子们期末考完再回家,“这孩子,跟他爸一个倔脾气”。
啊玉望着窗外掠过的铁轨,突然想起钟华出发前,他去工作室送文件,看见那人正在收拾行李。背包里塞着他的旧相机,说是山里信号不好,胶片相机更靠谱;还放了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抄满了当地的地名和习俗,是他熬了三个晚上查资料整理的。啊玉当时还笑话他,说又不是去科考,钟华却只是笑,指着笔记本上圈出来的一处说:“这里有片竹林,早上有雾的时候拍出来肯定好看,适合做公益展的封面。”
他总是这样,做什么事都想着别人,唯独忘了自己。
火车缓缓开动,啊玉靠在椅背上,闭上眼想养会儿神,脑子里却全是钟华的样子。想他高中时穿着白衬衫在篮球场投篮的背影,想他大学时在宿舍楼道里帮自己扛沉重的摄影器材,想他现在或许正裹着被子坐在山里的土炕上,强撑着看那些拍好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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