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生活里的无奈。
——题记
黄河水漫过滩涂的那年春天,阿三背着帆布包站在渡口,裤脚还沾着砖窑场的黄土。巧珍抱着刚满周岁的小女儿巧丫,袖口沾着早上熬粥的米浆,鬓角别着朵嫩黄的蒲公英。媒人王婆在一旁絮絮叨叨:“都是黄河边长大的,根扎得近,日子能稳当。”阿三望着巧珍红扑扑的脸,把那句“我其实想再打两年工”咽进了肚里。唢呐声里,他牵着巧珍的手跨过门槛,院里的老槐树刚抽出新芽,嫩得能掐出水来,像极了他们那时的日子,带着点怯生生的盼头。
婚后四年,日子像老黄牛拉犁,慢是慢,却有章法。阿三在镇上的砖窑拉板车,每天天不亮就去上工,回来时黧黑的脸上总蒙着层灰,只有笑起来时露出的两排白牙是干净的。巧珍守着两亩薄田,春天种棉花,秋天收玉米,闲时就纳鞋底,针脚密得像撒在地上的芝麻。大女儿盼娣背着花布书包进了学堂,每天放学都要举着满分的试卷冲进砖窑场,阿三就会把她架在脖子上,一路笑着回家。小女儿巧丫开始蹒跚学步,总爱跟在巧珍身后,咿咿呀呀地喊“娘”,声音甜得像刚摘的枣子。
傍晚时分,砖窑的烟灰混着炊烟飘进院子,巧珍总在灶台前喊“阿三,洗手吃饭”。他就会搓着黑乎乎的手跑过去,看她掀开锅盖,蒸腾的热气里,玉米饼子的香气裹着红薯稀饭的甜,漫了一屋子。那时的黄河水总在汛期后慢慢回落,露出岸边的软泥,阿三和巧珍会带着孩子去挖野菜,盼娣摘狗尾巴草编小兔子,巧丫坐在草地上抓泥巴,他们俩就蹲在一旁,说些“等攒够钱就买头耕牛”“来年把西屋的屋顶修修”的闲话,风里都是踏实的味道。
1998年的冬天来得早,雪下得也急。砖窑场的烟囱突然不冒烟了,老板卷着工资跑了,只留下一院子冻硬的砖坯。阿三攥着皱巴巴的欠条蹲在雪地里,看北风卷着碎雪打在墙上,像无数根针在扎。巧珍把陪嫁的银镯子当了,换了两张去浙江的火车票,票面上的“嘉兴”两个字,她不认识,却用手指摸了又摸。“嘉兴那边服装厂多,我表姐在那儿,说管吃管住。”她把车票塞进阿三手里,指尖冻得通红,“咱带着娃,去闯闯。”
离开黄河边的那天,天还没亮。阿三背着铺盖卷,巧珍抱着巧丫,盼娣拽着巧珍的衣角,一家人踩着薄冰过了渡口。船老大扯着嗓子喊:“到了南边,别忘了家啊!”阿三回头望了一眼,老槐树的枝桠在寒风里摇晃,像在招手,又像在挽留。他鼻子一酸,赶紧转过头,把眼泪憋了回去。
嘉兴的服装厂像座永不停歇的机器。厂房是铁皮搭的,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缝纫机的“哒哒”声从早到晚,震得人耳朵发麻。阿三和巧珍被分在不同车间,他在裁布组,每天对着堆成山的布料画线、下剪,剪刀沉得像铁块;她在锁边组,坐在流水线旁,手指在布料间翻飞,一天下来,肩膀酸得抬不起来。大女儿盼娣在厂外的民工子弟学校上学,教室是废弃的仓库,窗户糊着塑料布,风一吹就哗啦啦响。小女儿巧丫托付给同村的老乡照看,每个月要交五十块钱看护费,那是巧珍三天的工资。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阿三就得骑着从废品站淘来的二手自行车载着巧珍穿过工业区。路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又在晨光里慢慢缩短。巧珍总在车后座打瞌睡,头轻轻靠在他背上,阿三就会把车骑得稳些,心里想着“等发了工资,就给车后座加个棉垫”。起初的日子是甜的,发了第一笔工资,阿三偷偷买了条红围巾给巧珍,她围上时,车间里的姐妹们都起哄,说“巧珍你男人真疼你”,她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却偷偷把围巾摸了又摸。巧珍会在夜里等他下工,端出温在煤炉上的面条,里面埋着两个荷包蛋,是从老乡那里匀来的。“攒够钱,咱就回家盖新房,给盼娣和巧丫各弄个房间。”阿三啃着馒头说,巧珍就点头,眼睛亮得像黄河水面的星星。
变故是从巧珍升职开始的。她手脚麻利,锁边又快又好,被组长提拔成质检员,工资涨了一截,却也忙得脚不沾地。以前两人还能一起下工,现在巧珍总要晚两三个小时,有时阿三下工回到出租屋,只见桌上摆着凉透的饭菜,巧丫趴在小床上哭,盼娣坐在旁边给妹妹擦眼泪。他想抱怨,却看见巧珍回来时,袖口磨破的地方沾着线头,指甲缝里都是布料的纤维,话到嘴边又成了“我热饭去”。
出租屋是间不足十平米的阁楼,低矮潮湿,抬头就能碰到横梁。墙角堆着一家人的衣服,用蛇皮袋装着,散发出淡淡的霉味。晚上睡觉,阿三和巧珍睡在靠墙的小床,盼娣和巧丫挤在旁边的折叠床,翻个身都怕吵醒对方。有次巧珍夜里回来,不小心碰倒了地上的水盆,水洒了一地,阿三猛地坐起来,声音带着起床气:“就不能轻点儿?娃都睡了!”巧珍没说话,蹲在地上默默擦水,肩膀一抽一抽的。那是他们第一次没说话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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